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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11中學校長親歷美國教育感言:從孩子自由上廁所開始
發(fā)布時間:2013-12-30 來源:美國留學
 
二十多年前,中國派團赴美考察基礎教育。考察團回國后提交了一份報告:美國學生無論能力高低,無不躊躇滿志;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大字不識一斗,就整天奢談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;課堂上學生或擠眉弄眼,或談天說地,有的甚至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搖來晃去……結論是:美國基礎教育已病入膏肓!可以預言,再用20年,中國的科技和文化必將趕上和超過美國。
同年,美國也派團到北京、上海等地考察,也寫了一份報告:中國小學生聽課時總是把雙手端放在胸前的桌上,幼兒園小朋友都把手背在身后聽老師講話;學生喜歡早起,七點鐘之前,大街上見到最多的人是學生……結論是: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勤奮的,其學習成績和任何國家的同年級學生相比都是最好的。可以預言,再用20年,中國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后面。
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對比:不同的考察者考察不同的教育現象,居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!可惜的是,這共同的結論并不正確——雙方的預言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并沒有變成現實。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結論的偏頗?
當代著名教育家李希貴先生在美國進行了36天的教育之旅,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。
北京十一學校校長、著名教育家李希貴先生近影
美國學生怎樣上廁所
李希貴先生用36天時間,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短期訪問學者。
面對世界最發(fā)達國家的龐大的教育,選擇一個什么樣的角度才能把握其精髓,是一個不小的難題。李希貴敏銳的目光穿越了美國宏大繁富的教育體系,穿越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教育改革和成就,聚焦到一個又一個細微得不能再細微、具體得不能再具體的細枝末節(jié)上。尤其讓人感到新鮮和驚異的是,李希貴所捕捉到的,都是些被常人所忽略、所遺忘的細節(jié),因而也就格外引人關注、格外發(fā)人深思。
例如,上廁所。有誰會注意到美國的學生如何上廁所呢?李希貴就注意到了:“在美國的中小學,課間基本是5分鐘,還有的學校是3分鐘、2分鐘甚至1分鐘,確定課間時間的長短,依據的是教室之間相隔的距離,只要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跑到下一個教室即可……在這樣短的時間里,孩子們既要跑教室,又要去廁所,時間夠用嗎?”
有意思吧!這就是李希貴。他總是能夠見人之所未見、思人之所未思。
果然,連美國的校長都感到匪夷所思:這還算個問題嗎?因為,“在美國的學校里,不管是什么時候,當然包括上課時間,只要需要,隨時可以不需任何人的批準就可以到廁所去,他們甚至認為,這是人權的一部分。”
原來是這樣!小小的上廁所問題,居然關系到對少年兒童人權的尊重。
再如,美國老師怎樣記住學生的名字。
就是在國內,又有誰會關注這樣的雞毛蒜皮呢?但李希貴關注了,他特意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泰德·萊戈教授,“這位教授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:專門研究盡快熟悉學生、記住學生名字的方法。更有意思的是,這位老先生還在學院里成立了一個有關這一課題研究的教師俱樂部,還真就有那么一大批優(yōu)秀老師興致勃勃地加入了這個俱樂部,共同分享著記住學生名字的好方法。”記住學生名字看起來是小事一樁,但他卻關系到師生關系和情感的建立,關系到教學的效率。
再如,中小學生的班級組織運作,這也是李希貴關注的一個問題。
一番考察,他發(fā)現:“美國學校的班級里根本沒有學生干部。班里所有的班務分給所有的學生,而且定期輪換。在美國中小學的教室里,我們經常會發(fā)現墻上掛著班務分工表:作業(yè)分發(fā)——比爾;圖書角管理——約翰;教學助理——湯姆;供應經理——亞歷山大;郵政員——以馬內利…… 有多少位同學,就有多少件事情、多少份責任。”甚至連一個學習小組長的召集人也是輪流擔任——“而且,小組中的每一位成員,全有自己的頭銜,什么記錄員、提問者、資料管理員等等,即使是這些一般性頭銜,也是分階段戴在不同人的頭上??傊?,他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,都是為了確保孩子們的平等,給他們同樣的機會,不僅使他們能夠在形式上平等,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些形式,鍛造他們骨子里的平等意識,為美利堅的共和與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。”
……
李希貴用他思想的解剖刀,把美國教育肌體上的毛細血管解剖開來,鮮明生動地展示在我們面前。于是,我們仿佛融會到美國教育肌體的深處,感受著它的體溫,感受著它的呼吸,感受著它輕微的生命的脈動……一葉知秋,滴水映日,真實的美國教育大世界通過這些有趣的細節(jié),生動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面前,令人產生不可抑制的探究欲望!
教師就是專家
作為中國當代頗為知名的教育家、國家督學、教育部高中課程改革委員會的專家成員,李希貴有著強烈的使命感。這種使命感,讓他在36天的美國教育之旅中,始終以中國意識、中國眼光來觀察美國教育,他把所捕捉到的美國教育的每一個細節(jié),都與中國的教育現實進行對比:通過對比,發(fā)現差異;通過對比,提升理念。從細節(jié)出發(fā)的比較研究,令我們耳目一新、眼界大開!
就以上廁所這個細節(jié)而言,李希貴就以獨特的視角進行了對比:每到課間,我們的孩子總是爭先恐后跑向廁所;規(guī)模較大的學校,學生甚至要排隊入廁——因為我們一般不允許孩子上課時間上廁所。
“我們?yōu)槭裁床荒芨淖円幌滤悸?,放開學生上廁所的時間呢?
“同樣的問題還有許多。譬如,遲到了為什么要喊‘報告’,他自己遲到了不說,還要用一聲‘報告’去干擾其他同學的學習嗎?
“還有,課堂上發(fā)言的時候為什么一定要站起來?那樣不是暗示孩子們盡可能地少發(fā)言嗎?
“還有,我們?yōu)槭裁匆浊艘煌险n間操?為什么要讓有著不同體育愛好的學生,經年累月地做一樣的體操?而且,從效率的角度來說,4分鐘的課間操鍛煉,我們卻常常需要8分鐘甚至更長的時間集合。
“這樣的‘為什么’在我們的校園里其實還有許多,只是我們已經熟視無睹、已經習以為常、已經見怪不怪了,像是一棵從小就長歪了的樹,似乎它就應該是歪的、它必須是歪的,如果有一天,它忽然變直了,我們反倒會感到奇怪,感到不可思議。”
小小的廁所問題,折射出這么多深層次的東西,這大概是我們一般人所想不到的。
這種從細節(jié)出發(fā)的比較研究,讓李希貴悟到了很多先前不曾悟到的教育理念——
譬如,教師就是專家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,每當涉及到課堂教學的評價時,他們就會邀請普通的中小學教師以專家的身份介入到研究當中來。原來,在美國人的意識里,教師就是專家。甚至連校工、廚師也可以成為專家。李希貴不由慨嘆,“當一個社會允許、鼓勵每一個階層、每一個行當的人都成為專家的時候,人們的潛能才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發(fā)揮,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種穩(wěn)定的社會結構,因為無論在什么時候,社會和教育都不應當讓人失去希望和夢想!”
譬如,要學會從學生和教師之外尋找教育失敗的原因。“在我們許多學校里,教師和教育的責任被無限放大,特別是在‘沒有教不好的學生’的旗幟漫天飛舞的時候,教師的壓力也就可想而知了;事實上,教育不是萬能的,許多事情也不是一位教師能夠左右的。”
譬如,不要讓孩子們帶著等第觀念進入社會。長期以來,我們的教育總是按照學習成績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,我們深知在班級里培養(yǎng)出了一批“職業(yè)班干部”……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,因為帶著等第觀念進入社會的孩子,心靈里很難長出民主平等的大樹。
譬如,讓孩子崇尚平凡。對比美國的教育,“我們的教育總是把目標定在天上,卻并不怎么在意腳底下的道路。我們的孩子希望成為偉人的多,希望轟轟烈烈的多,他們卻似乎做不了平常的小事。讓孩子崇尚平凡,腳踏實地,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發(fā)生的平平凡凡,也許,世界會變得更加真實,當然也更加美好。”
譬如,誠信要靠誠信來鑄造;要讓教師了解課堂以外的世界;給學生一些犯錯誤的機會;在選擇中學會選擇;讓孩子從異想天開中升騰夢想;閱讀不等于看書……
這些個性化光芒的教育理念,猶如晶瑩剔透的珍珠,閃爍著原生態(tài)的生命光芒,讓我們如醍醐灌頂,心胸為之豁然。
糾正對美國教育的誤讀
說到中美兩國教育,我們腦海里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美國學生沒有學習負擔,而中國的學生負擔重得不得了。李希貴深入美國學校內部的細致考察發(fā)現:美國的中小學生同樣有負擔,美國的孩子同樣要應付各種各樣的考試。
李希貴通過對一個叫比爾的四年級男孩的作業(yè)研究發(fā)現,“美國孩子的作業(yè)并不像我們有些人認為的那樣輕松無比。其實,要完成這些作業(yè),他們常常要付出很多,有時也很辛苦,甚至做作業(yè)到深夜的事情也時有發(fā)生。但是,他們的作業(yè)常常是有趣的,值得付出的,一旦有了結果,也是常常令孩子和家長感到欣慰的。所以,有人說,美國孩子的作業(yè)多而不累,作業(yè)任務重而沒有負擔,說得不是沒有道理。”
李希貴還訪問了幾所著名高中的中學生,結果他看到,這些名校高中生的學習非常艱苦,熬到晚上一、兩點鐘是平常的事情。
“到康涅狄格州的崇德中學考察時,發(fā)現這所肯尼迪曾就讀過的中學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學生全部住校,可是能夠用于睡覺的時間卻少之又少,大部分學生每天僅有4到5個小時的休息時間,孩子們的精力叫我有些懷疑。”
那么如此繁重的學習壓力,為什么沒有招來學生的反對,沒有招致社會各界的批評?
“他們的回答是:在斯蒂文森中學,總共有上千個學生社團,還有應有盡有的選修課程。只要你喜歡,你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和團隊。在自己選擇的課程和團隊里,過一種豐富多彩的中學生活,無論多么苦多么累也心甘情愿。”
“可見,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不是沒有艱苦,不過都是自己選擇的艱苦,在選擇的旗幟下,抱怨已經沒有了理由。”
自主選擇的力量原來如此巨大!
而與紐約市教育局評價辦公室心理測量專家、專門負責紐約市的中小學考試工作的安德魯博士的交談,進一步讓李希貴了解到了美國的考試情況。原來,“美國也有統考的。雖然各州有所不同,但基本上都是對4年級和8年級每年進行語言和數學測試,紐約州即是如此。除此之外,紐約市還要對其余的年級,包括3、5、6、7各年級進行統考;從明年開始,紐約州也學習了紐約市的做法,決定對3~8年級全部進行州統考。”
“美國學生個人的考試成績是不允許公開的,但對學校的各科成績,卻要求向全社會公布,而且還要公布與往年的對比情況。每一所學校的成績一目了然,如果一所學校長時間不能改變落后狀況,校長就必須下崗。當然,在大部分學校里,成績也是解聘教師的理由。
“高中的情況又是怎么樣呢?安德魯說,美國高中(9~12年級)的考試一般由各校組織,但語言、英語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主要科目,學校間往往有一些區(qū)域性的協會統一組織考試,以此來衡量各校、各科的教學情況。”
李希貴指出,“在美國時間長了,你會發(fā)現,其實美國才是一個考試多如牛毛的國家,他們的考試機構發(fā)達,考試方式多樣,考試內容也五花八門。只是,他們并沒有被同一個模式所桎梏,每一家組織,每一個行會,每一間公司,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考試。所以,美國又是一個對考試方法的研究特別嚴謹的地方:如何才能真正檢測出真實的水平,成為許多大學、許多教授終生研究的課題。在哥大專門研究考試的教授就有十幾位之多。”
通過對美國考試制度的觀察,讓李希貴得出這樣的結論:“考試僅僅是一種評價的手段和方式而已,它本身并沒有什么是與非、對與錯、善與惡,關鍵是我們怎樣運用它——猶如核能,既可成為造福人類的核電,也可成為毀滅地球的核彈,全看它掌握在誰的手里。只要存在人類,只要存在選拔和競爭,考試恐怕就無法避免。既然考試無法避免,我們?yōu)槭裁床荒芟衩绹心菢?,大大方方地研究考試,認認真真地研究分數,使之更趨科學合理,更趨公平公正?實際上,應試本身也是應對問題,解決問題。真正科學的應試,應該是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檢驗。”
最后,李希貴一語驚人:“應試教育不是洪水猛獸!”
由細節(jié)抵達文化
李希貴觀察的視角并沒有拘泥于教育,而是時不時把目光投向教育之外的家庭、社會,并進而升華到文化的層面進行反思。
走在大街上,李希貴看到,“美國的街頭到處都是投幣式自動售報機,只要投上一枚硬幣,報箱就自動開啟,你可以自己任意取報紙。……但是,沒見有誰一次拿走兩份報紙,也沒見有誰不交費而拿走報紙。有人說,投一枚硬幣,就可以把整個報箱的報紙全部拿光,花幾元錢就可以把全紐約的報箱全掏空。賣報可以,賣廢紙也可以,美國人真沒心眼。”
住在美國賓館,李希貴又發(fā)現,“美國大部分賓館的早餐是免費的自助餐,這與我們中國大陸基本相像。不同的是,餐廳里根本無人對就餐人員進行核對,既不收餐券,也不看鑰匙卡,進來都是客,坐下便就餐。”
從這些沒有“心眼”的舉動中,李希貴發(fā)現了美國文化最可寶貴的一面:“美國人是沒有那些小心眼,但他們有的是‘大心眼’。在美國社會,大家是以互信作為處事的基石的,大家相互之間的這種信用,構成了一個健康運轉的美國社會,才有了今天的美國信用經濟,這對每一個美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,所以大家都小心呵護。”
朋友請李希貴看棒球比賽,賽場上氣氛特別熱烈,“比賽前唱國歌,全體起立,即使拄著雙拐的殘疾人,也站起來放聲高歌;第六局之后,又是全體起立,齊唱‘上帝保佑美國’……”
對比之下,我們從幼兒園就開始愛國教育,一直到大學,但是在類似的公共場所,卻甚少能夠看到美國棒球比賽中這樣讓人感動的場景,這究竟是為什么?原來,美國人有著強烈的“主人意識”——“美國是美國人民的,他們每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都自然而然地這樣想,他們都是美國的主人,因此他們可以罵總統,罵議員,但卻始終改變不了愛美國的意識。”這就是積淀在美國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識。
這種文化意識是如何形成的?帶著這個困惑,李希貴到校園里去尋求答案,他終于發(fā)現:“美國人在校園里、在課堂上,早就收獲了做主人的感覺。”每一個孩子在教室里,好像那就是他的天地、他的世界,他就是這個天地的主人。
“而在我們的校園里,卻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:在課外口若懸河、說話很自信的一些學生,在課堂上面對著老師講話卻唯唯喏喏,甚至噤若寒蟬。剛才在課堂上還是思維僵滯、呆呆的樣子,一走出教室,卻是又說又笑,活躍異常。原來,孩子們大都把教室看作是老師們的教室,他們只是客居其中罷了。教室里有什么規(guī)矩,‘主人’有什么習慣,甚至怎么才能贏得‘主人’的歡心,都該認真小心地推測、研究,因為,許多‘不識時務者’經常被老師趕出教室已經為大家樹立了可怕的榜樣。”
正是由于在我們的班級里,孩子們找不到自我,沒有做主人的感覺;走上社會,他們同樣也沒有做主人的感覺——一個人總是處于一種被動的生存狀態(tài),他怎么可能主動去愛自己的國家、愛自己的民族呢?
朋友帶著一歲半的小孩到李希貴的住處做客,把孩子隨便往地上一扔,便撒手不管了,任由那個一歲半的小公主在我那兩室一廳里搞起了“大搜查”“大破壞”,一直到把所有的房間全都折騰得亂七八糟,他的爸爸卻始終不說一個“NO”字。因為在他看來,孩子在成長過程中,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學習,你不給他這樣的機會,最終他就不會有這樣的本領。如果一味地對孩子說“不”,那么,孩子就只會縮手縮腳,最終形成一種消極人格。
由這樣一件小事,李希貴深刻反思我們的學校文化:“在我們的學校文化建設中,我們最重視的當屬制度文化——各種各樣的規(guī)章制度多如牛毛,但這些制度大都是以‘不準’開頭,我們在單位里對員工說得最多的,也常常是‘不能’如何如何……我們無端地制造了多少枷鎖和鐐銬?在這樣的文化下,開拓進取、銳意改革不過是標簽而已。”
可見,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,最終支撐并決定教育發(fā)展方向的力量是文化。
回到本文的開頭,為什么中美兩國的教育考察團,在互相考察了對方的教育之后,得出了相同的不正確的結論?從李希貴在美國的的獨特發(fā)現,我明白了:關注了教育表層的特征,忽略了表層特征背后內隱的教育理念、價值追求,沒有注意到文化的作用和力量,這樣的考察,必然陷入誤區(qū)。
想一想我們的日常生活,我們的教育教學實踐,又有多少努力陷入了這樣的誤區(qū)不能自拔呢?